毛泽东是否说过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

1958年四月，毛泽东在武汉与李达（居中）、王任重（位于右侧）进行亲切交谈。

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媒体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纪念李达的文章是亮点之一。在纪念李达的文章中，提得最多的三件事是：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毛泽东称他为“理论界的鲁迅”；第三，1958年，他就“大跃进”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争论。

谈及首件事宜，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22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一书中有所记载：“1921年7月23日之夜，中国共产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现今的兴业路76号）隆重开幕。与会代表包括上海的李达先生……”至于第二件与第三件事件，根据笔者所能查阅的历史资料，并无确切依据可循。

《毛泽东年谱》及其他相关著作中，详细记载了毛泽东与李达之间深厚的交往历程。

1922年12月21日，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就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一职，抵达长沙。次日，该校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以示对李达的尊敬和欢迎。转至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与李达共同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正式出版了创刊号。

1923年的夏秋之际，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并对陈独秀的家长式领导风格表示强烈的不满，遂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党组织。此后，他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之中。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致旧友易礼容的信函中，关切地探询李达夫妇的近况，并托其代为传达诚挚的问候。

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期间，毛泽东对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与爱森堡等人合著、李达与雷仲坚共同译介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译本）进行了反复研读，总计阅读了三四遍。在此过程中，他撰写了近1.2万字的批注，其中大部分内容聚焦于认识论与辩证法，特别是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在这些批注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尤为丰富，占据了批注文字的一半左右。这些详尽的批注，构成了他撰写《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坚实理论基础。

1938年1月17日，毛泽东着手研读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该书共计分为五篇。至同年3月16日，他已顺利完成了对全书的阅读。在深入研读的过程中，毛泽东留下了诸多精辟的批注。

1948年11月9日，毛泽东致信李达：“鹤鸣兄：您乃本公司之发起人之一，现公司业务繁荣昌盛，恳请您尽快莅临，共襄盛举。”

1949年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亲自接待了李达。那一晚，李达便在毛泽东的寓所中过夜。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之邀，亲笔题写了“湖南大学”校名，随后在信中询问李达：“校名已如附件所示，不知是否适宜？我无法书写更大的字体，还请贵校自行放大。”

新中国成立之际，复入党籍的李达，热切传播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深入解读毛泽东的哲学作品。他所撰写的诸多论述毛泽东《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达踊跃投身于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包括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整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以及反右倾等。他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批判，对胡风及其反动思想予以剖析，对胡适的立场进行了反驳，并对梁漱溟等人进行了批判。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同志致信李达，信中言道：“您的两封来信及所附《实践论》解说第二卷，均已收悉，衷心感谢！《解说》的第一卷亦已在刊物上拜读。此《解说》堪称佳作，对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唯物主义思想，具有显著的功效。”“鉴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及宣传在过去做得尚显不足，而广大工作干部与青年学生对此有着迫切的需求，望您能不吝笔墨，撰写更多相关文章。”信中，毛泽东同志亦提出了几点修改建议。

1952年9月17日，毛泽东致信李达，就其撰写的《矛盾论》解读文章提出了一项需特别注意的事项。

“我已收到您于12月20日所寄的信件及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仔细阅读后，认为质量上乘。特别是那篇关于政治思想的论述，对广大读者尤为有益。文中似乎存在一些笔误，比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这句话。另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针对实用主义所提到的实用和效果，我们使用的词汇与其大致相同，建议进行更详细的对比和解释，因为大众对此可能存在理解上的混淆。您所写的文章语言平易近人，这一点值得肯定。在今后的文章撰写中，建议您在适当的地方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进行阐释，以便让一般干部也能理解。我们应抓住这个契机，让数百万对哲学知识匮乏的党内和党外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了解。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即刻打印三十五份清样，于今日上午九时交付杨尚昆同志，并立即分发给政治局成员。”当晚，毛泽东与李达进行了交谈。

值得一提的是，自那次谈话以来，李达接连撰文，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广泛宣传。同时，他将研究该文献确立为自身终生的核心研究课题之一。由此观之，那次谈话无疑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紧密相连。

1965年，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中，毛泽东留下了批注：“辩证法的核心，便是对立统一规律。而诸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范畴，皆可从这一核心规律中得到阐释。所谓联系，即是诸多对立事物在时空维度上的相互关联；所谓发展，则是这些对立事物斗争的产物。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则需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与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等概念相结合进行阐述。旧哲学中传承下来的规律并列的方法并不可取，列宁已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对其进行阐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无论是十几种还是更多，都应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为说明的依据。例如，关于本质的定义，我们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矛盾方面。以此类推。”

毛泽东的此项批注，紧扣《李达全集》中的相应章节。

一、《唯物辩证法》——即社会学大纲上半部的改写。对于下半部，我暂时不考虑修订。二、《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目前已初步勾勒出框架。三、修订《〈实践论〉解说》。四、修订《〈矛盾论〉解说》。五、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读后感。六、阐述《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若上述六项工作能在三年内圆满完成，且我那时仍健在，我将再考虑其他课题。这尚属未定之议。”

1961年9月，李达自庐山归来抵达武汉，随即着手成立武汉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并决定对《社会学大纲》进行全面修订，同时着手撰写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至1965年10月26日，身处北京的李达向其学术助手陶德麟写信表示：“自那以来，我们研究室同仁的主要工作便是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此书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以批判修正主义为纲领。运用毛泽东思想撰写这部哲学大纲，实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根本任务。”

此外，文中还将依次详细介绍四次毛泽东与李达交往的记录。

"鲁迅：理论界无出处的巨匠"

无论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毛泽东选集》，还是《毛泽东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等，都查不到“理论界的鲁迅”这句话。《李达年谱》中也查不到。那么，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2017年9月，一篇题为“理论界的鲁迅”的文章在若干媒体上流传。文章提及，1956年7月，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拜访了当时居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对李达作出了高度评价，比喻他为“黑旋风李逵”，并称他比李逵更为出色，因为他不仅拥有李逵的豪迈和勇猛，还多了一份智慧。从“五四”时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直至全国解放，李达堪称理论界的“黑旋风”。文中提到，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等知名人物都曾受到过李达的“板斧”。毛泽东甚至称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并表示他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这篇记载了具体时间、地点和对话内容的文章，在众多类似文章中独树一帜。

《年谱》明确指出，1956年7月，毛泽东并未踏足武汉。然而，在此年，毛泽东曾两度莅临武汉。首次造访是在5月3日，当日清晨六时，他乘坐专机自北京启程，上午十时半抵达武昌，并在东湖客舍（今称东湖宾馆）与王任重进行了交谈。随后，下午四时半，他又乘专机从武昌飞往广州，下榻于小岛招待所（今珠岛宾馆）。第二次访问则是在5月31日至6月4日之间。《年谱》详细记载了毛泽东每日的活动，其中5月31日早晨七时二十分，他从长沙乘坐专机抵达武汉。上午八时四十分，他在长江上的一艘船上听取了有关武汉长江大桥工程进展的汇报，与会者包括罗瑞卿、杨尚昆、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陈再道、李达等。汇报结束后，毛泽东下水游泳，从蛇山北端游至汉口淡水池附近，全程约十五公里，耗时两小时，这是他首次成功横渡长江。接下来的三天，他继续听取汇报、参观工厂与工业展览会，并多次在长江中游泳。6月4日，毛泽东乘坐专机返回北京。

这是提及于前文关于毛泽东与李达四次会面的记录中的首度交锋。值得一提的是，《李达年谱》亦未记载李达于1956年7月拜访毛泽东的史实。据此，所述文章中所提及的时间与地点，并未真实发生，因此，关于那段谈话的具体内容，也就无从考证。

或许存在时间上的误差，我们应重新查阅《年谱》中记录的1953至1958年间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轨迹。1953年2月23日，李达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而毛泽东在1953年2月16日夜间抵达汉口，次日即离开，那时李达还未上任。1954年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前往广州，途中在武汉短暂停留并未下车。1957年9月5日下午，毛泽东抵达武昌并在长江游泳。次日上午，他听取汇报，参观工厂并见证了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9月7日，他召开了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座谈会，并于下午5时离开武汉前往长沙。这些活动记录中并未提及与李达的交集。

诸多媒体所呈现的毛泽东与李达同框影像，经笔者考证，源自《毛泽东与武汉》一书（《毛泽东与武汉》编委会编纂，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此书收录了毛泽东与李达的合影两张。其中一张位于第99页，备注道：“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主持召开的武汉科技界大跃进大会期间，向与会代表挥手致意。”另一张则见于第105页，记载：“毛泽东在武汉大学校长（右一）的陪同下，会见武汉社会科学界的各界人士。”值得关注的是，从第99页至第105页，均为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珍贵影像。在此之前，页码衔接的是1953年毛泽东在武汉的照片，而之后则接续了1958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的影像。

4月1日至12日、5月1日至2日、9月10日至15日、11月15日至12月13日（期间，于11月21日至27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此外，12月28日，他在从广州返京的途中，曾在武昌作短暂停留。

提及的那两张照片，分别捕捉了毛泽东与李达间四次互动中的第二回与第三回。至于第四次互动的记载，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主要包括原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曾任湖北省委书记、后晋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的回忆录。

在梅白回忆录的某个篇章，标题醒目地写着：“我与李达的争执，我方失误……”文中记述道：

“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让他说完，不要给他定右派。”李达继续说：“你头脑发热，像39℃的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会遭受大灾大难，你承认吗？”毛泽东听后，情绪激动，无法再坐得住。

该文刊登于《春秋》杂志1988年第1期。

1. 涉及“毛主席与李达的争执”一事。1958年4月某日，主席命我拨通李达的电话，邀其至东湖客舍甲处会面。主席与李达所论何事，我并未参与，亦未允梅白旁听。事后，主席向我透露，他对李达直言：“你所撰之文（或许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较往昔之《社会学大纲》，显得活力不足，不过是照搬书本的陈词滥调，缺乏创新，未见独到见解。”次年春节，我拜访李达同志时，转述了主席的批评。李达表示，主席当时已向他指出，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未曾提倡，湖北省委亦未曾倡导。至于梅白所撰“我与李达的争论，我方错误”一文，纯属无稽之谈。

2. 涉及“毛主席会见卡斯特罗”的陈述，梅白所述内容有夸大之嫌。据我所知，当梅白同志陪同李达同志拜访主席时，主席正与卡斯特罗进行交流。事实上，卡斯特罗正忙于古巴独立解放的艰苦斗争。古巴革命于1959年1月宣告胜利，因此，卡斯特罗在1958年9月不可能访问中国。事实上，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曾到访武汉，我本人曾在王家墩机场迎接他。而卡斯特罗当时并未出现在武汉，此后亦未曾来过此地。

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和李达的四次接触中的最后一次。这次见面在前面提到的所有有关毛泽东的著述，如《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中，都没有与此相关的记载。

然而，在阅读《李达全集》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章节后，我发现李达对毛泽东及其言论和著作怀有深深的敬意。在“大跃进”运动期间，他始终坚定地支持这一政策，不惜笔墨，连连称赞。

1958年，李达在其著作《李达全集》第十八卷的第392至410页发表了《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在文中，他以饱满的热情描述了“大跃进”运动的盛况：“自1957年5月起，我们凭借民主的新形式，妥善处理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了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全面跃进。”“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显著提升，为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亿万农民蕴藏的劳动潜能，犹如原子爆炸般爆发，连锁反应，席卷全国。”“这无疑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在各地英雄农民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力争在3年、5年、甚至7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粮食增产目标。福建目标在7年内成为千斤省，广东则力争在1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农民想方设法实现增产目标，他们决心苦战3年，以期彻底改变农村的面貌。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宏伟的计划定能顺利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生产关系优势，能够充分激发农民的劳动创造力，使产量实现飞跃。农业生产大跃进仍在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小麦的最高亩产已超过7000斤，水稻的最高亩产更是达到了36000斤，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大面积丰收。今年早稻产量同比增长800亿斤，而农业生产的潜力挖掘才刚刚开始。”“几年的实践，尤其是自1957年冬季以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以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大跃进，充分证明了这条总路线的正确性。”

“1958年见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大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事实上，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数亿民众最为热衷探讨的焦点议题。”

1960年1月1日，李达于《新武大》杂志上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一文。在文中，他激情洋溢地指出：“我国当前的局势是极为繁荣昌盛的，确实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年，是在1958年‘大跃进’辉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出的跃进之年。”

李达是一位对“大跃进”运动持这样态度的学者，他有可能批评毛泽东“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吗？！

1948年，毛泽东致李达。

李达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有关。

文章提到，毛泽东对李达赞誉有加，说：“像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等这样的‘大人物’，哪个不曾遭受过你李达的批判？”

根据《李达年谱》的记载，1921年5月1日，李达在《新青年》杂志的第9卷第1期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对梁启超的数个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1923年8月14日至17日、19日、21日，李达在长沙的《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想》上连载了《社会主义与江亢虎》一文。该文揭示了江亢虎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立场，并对俄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清晰辨析。《李达年谱》中并未提及张东荪遭受李达批判的记载，而关于胡适受到李达批判的内容则较为丰富。

“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若要寻觅一位如胡适一般，在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内不遗余力地宣扬崇美亲美，散布反动思想毒素，且始终坚持不懈的人，实难再寻。”

1956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了李达的著作《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恰逢毛泽东赞誉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该著基于李达在《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发表的同名文章，增补了三节内容，分别探讨了“胡适为何宣扬实用主义”、“胡适如何宣扬实用主义”以及“胡适实用主义在反共和卖国上的具体表现”。李达在书中指出，胡适出身于官僚、地主与资本家融合的家庭，养成了反革命的思维。留学美国后，他形成了崇美观念，反对辛亥革命，信仰基督教，并接受实用主义，确立了所谓的“世界主义”观念，反对爱国主义，实则成为了美国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胡适是实用主义者即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即是美国公民，无抵抗主义者即是反爱国主义者、亡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走狗即是文化汉奸、卖国贼。”回国后，胡适充当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执行者，首先扮演了美中文化交流的媒介，为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心。他鼓吹亡国主义，抵制爱国主义；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文化价值，推崇世界主义文化，全盘接受美国文化。“胡适卖国的言论与行动，始终迎合美帝国主义的旨意，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策略相呼应。”李达最终总结胡适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中的反共和卖国行为，严厉指责胡适等卖国集团沦为美国的附庸。

1956年11月，李达在《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首期发表了《胡适反动思想批判》一文。他指出，我国正处于迈向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反动势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一种便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对抗马克思主义，以唯心主义世界观挑战唯物主义世界观。鉴于此，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核心任务，便是大力宣传唯物主义理念，坚决抵制唯心主义思潮，并对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改造。

回溯李达与毛泽东交往的过往以及李达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领域的发展轨迹，毛泽东是否曾赞誉李达为“理论界的鲁迅”，李达是否在“大跃进”议题上对毛泽东有所激言，这些问题的答案理应显而易见。